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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顿逝世210周年:他用创新定义古典

发布时间:2019-07-28 10:32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走出巴洛克晚期音乐的连绵与静态,创造一种全新的戏剧性冲突;他通过不倦的创作确立了交响乐的结构基础,也被称作“弦乐四重奏的奠基人”。

  海顿的音乐是严肃的也是活泼的,是古典的也是创新的。时至今日,他幽默、灵动而富有张力的音符仍能让听众会心一笑。

  海顿1732年3月31日出生于奥地利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家庭。由于父母喜爱音乐,他从小就受到音乐熏陶。自6岁进入教会合唱团起,海顿就离开父母,独自接触并学习乐器和音乐理论。当时的乐坛正处于巴洛克晚期风格,海顿所接触的音乐也大抵无法脱离这一音乐流派。

  随着海顿因变声而在17岁时离开唱诗班,他开始尝试其他与音乐有关的工作。早先他担任音乐教师以维持生计,但业余时间的勤学苦练让他在1752年被当时极富盛名的意大利作曲家波尔波拉相中,并跟随后者学习作曲。海顿曾承认,自己早期的作品很大程度受到了巴赫的影响,主要是初学模仿之作。

  不过,海顿的创造力和才华很快就流淌于之后的作品。查尔斯·罗森的《古典风格》(杨燕迪译)对海顿的早期风格转变有清晰的概括。罗森认为,彼时海顿的作品不再像巴洛克音乐那样单纯地将音乐无间断衍展,而是把“一首作品的运动、发展和戏剧的过程潜伏在材料内部,材料的构思方式似乎要释放出其储存的能量,音乐真正从内部迸发出来。”他补充说:“这种感觉是海顿对音乐史的最伟大的贡献。”

  作品的运动与发展,需要基于清晰分明的调性等级关系,并以冲突和解决的戏剧化进程作为音乐的基本要义。在罗森看来,这就是“奏鸣曲美学”的基本内涵。相比较巴洛克音乐的连绵不绝,古典时期的奏鸣曲式通过乐句的呈示与展开、旋律的交织与对照,展现出具有可听性、内在于乐句本身的无穷场域。

  古典风格的奏鸣曲式将主题、展开和再现三部分不着痕迹地融于一体,其内在却有着严谨的结构美与和谐的旋律,似乎有些像中国古典的格律诗。然而与格律诗的有意识创作不同,古典时期的音乐创作往往没有先入为主的“奏鸣曲式”概念,而是作曲家“不约而同”地选取了这样的写作方式来呈现作品。在海顿之后,莫扎特、贝多芬的奏鸣曲将这一风格发挥到极致,展开部的篇幅也越来越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海顿是这种曲式走向成熟的开创者。

  1761年,海顿被匈牙利王子保罗·安东·埃斯特哈齐任命为宫廷副乐长,开始了他长达30年的宫廷乐师生涯。虽然将音乐作为工作意味着需要创作大量应酬性的曲目,以供宫廷舞会及娱乐欣赏,但海顿的创作却总是让亲王感到满意。由于大量的创作实践,海顿也因此逐渐确立了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的编制,并将这两种音乐体裁送上了古典时期的音乐舞台。

  一般认为,交响曲的前身应该是意大利歌剧序曲,主要为“快——慢——快”的三部曲式结构,到18世纪中期每一部分逐渐复杂独立,形成三个乐章,这就是交响曲的早期形式。事实上,海顿的早期作品和莫扎特的一些交响曲作品中,仍存在着由三个乐章组成的交响曲。

  海顿对交响曲形式和规模的改造,在罗森看来,一部分原因在于交响曲和室内乐的界限逐渐清晰。在创作交响曲时,海顿更多为了带给听众一些愉悦和刺激,而非像室内乐那样只取悦一小部分的演奏者。为更加凸显古典风格中戏剧性的强弱变化和旋律呼应,交响曲的配器也逐渐丰富、乐队人数逐渐扩大。事实上,“到18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作曲家开始越来越注意大型乐队组合的丰富可能性”。(《古典风格》)

  在海顿的年代,一种三部曲式的小步舞曲在宫廷中盛行,旋律紧凑而有弹性,广受听众喜爱。海顿因此将小步舞曲的形式加入了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中,起初在第二乐章和第三乐章之间变化,此后逐渐固定在第三乐章。至此,现代意义上的交响曲在海顿的尝试后得以定型,日后的古典派音乐家如莫扎特、贝多芬也大致沿用了海顿的交响曲形式。(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中,第三乐章常变为谐谑曲。)

  如果说海顿的交响曲强调乐句的层次与大规模交叠因而稍显粗放,那他的弦乐四重奏则充满了“对话的氛围与交谈的艺术”(罗森语)。古典主义中严谨克制的结构没有限制海顿对乐句的使用,相反,他的作品常能给人带来打破限制的惊喜。在弦乐四重奏Op.33发表时,海顿曾亲口说:“这组作品是以全新的原则创作的。”

  弦乐四重奏的配器也是海顿确定的: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一把大提琴。这样的配制一方面在当时私人音乐会盛行的维也纳可以较为方便地凑齐并表演,另一方面也不会损失各个声部之间清晰而精致的相互关系。用“精致”来形容海顿的四重奏是很合适的:相比后世莫扎特和贝多芬的较长乐句,他总是能以一个简洁的引子作为主题,随后通过调性、节奏和不协和音的运用将原本简单的主题编织成一组令人叹为观止的旋律。

  值得一提的是,罗森也指出:“我们今天在海顿音乐中常常感到最令人吃惊的效果,却是最不属于他个人的东西:大胆地远关系调性并置,突然的休止运用,不规则的乐句结构——所有这些都是从1750年代和1760年代传下来的遗产。”但尽管如此,海顿在弦乐四重奏方面的伟大仍独一无二。

  另外,宫廷乐师的职位也为海顿的创作提供了条件:在任乐师期间,他完成了约六十部交响曲、四十首弦乐四重奏,无愧“交响曲之父”和“弦乐四重奏奠基人”的美誉。

  海顿作品的另一特色,就是他对通俗音乐的运用和对田园风格的吸纳。这种风格主要出现在他创作的晚期,也即1790年左右的时间。

  接受民间音乐对自己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海顿晚年对过往世俗生活的追忆,但这种对世俗声音的吸收,“在18世纪音乐中是全新的”(罗森语)。当时的音乐更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影响,比如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在布拉格首演后能迅速传遍大街小巷,而有关民间音乐的旋律“自下而上”地被使用进严肃音乐却是一种大胆的创举。

  在这一点上,莫扎特和海顿两人有着某些程度的相似。在莫扎特的第五小提琴协奏曲“土耳其”第三乐章中,就可听出他受异域民族风格的影响;歌剧《魔笛》中也有被认为是民间歌曲的旋律。另一方面,海顿与莫扎特的交往历史也被公认为是两人相互影响的历史,在莫扎特早逝后,海顿的创作中明显地流淌出了捷克、匈牙利和斯拉夫的民歌与快节奏舞曲。

  罗森认为,海顿对通俗音乐的接受在客观上也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18世纪末期是共和主义思潮空前流行的时代,也是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得到凸显的时代。这样的环境自然给作曲家提供了富有民族韵味和通俗的音乐素材,作曲家自身的乐思也会不由自主地带有民间的色彩。但需要强调的是,正是海顿等人对古典风格表达方式的拓展,才让这种兼收并蓄得以可能。

  与通俗性相似的是,海顿的音乐也始终萦绕着一种独有的幽默感。他通过丰富的乐器演奏手法、突变的节奏控制和出人意料的旋律,让这种幽默感内化于作品中,成为他构思创作的一部分。

  《古典风格》的译者杨燕迪曾说,与通过语言表达幽默的笑话不同,“音乐的幽默效果不会随着熟悉程度的增加而减低”。这或许是因为,音乐的幽默感需要对固有节奏的打破,而对固有形式越熟悉,则它的破坏就越令人惊奇。在海顿的弦乐四重奏Op.33中,随处可见这种打破常规的幽默:第四首末乐章的拨弦结尾、第五首第二乐章中短促突然的低音,都是对既定古典风格的突破,却反而令人眼前一亮。

  曾有掌故说,海顿“惊愕”交响曲首演时,第二乐章在轻柔旋律中突然奏响的和弦吵醒了在场那些附庸风雅的门外汉。这就是“海顿式”的幽默,既以其通俗抚慰那些对古典音乐望而生畏者,又以其新奇让熟悉古典音乐的欣赏者会心一笑。

  [1][美]查尔斯·罗森. 古典风格: 海顿、莫扎特、贝多芬[M]. 杨燕迪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2]黄宗权.穿透“古典”音乐风格迷雾的智慧之光——评《古典风格:海顿、莫扎特、贝多芬》[J].音乐研究,2017(01):9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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